子政:“中国特色”了不起,但难以说清楚,是因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描述为:“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对于这个可喜可庆的局面,他用“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一语做了一个文学概括。

短短一两百字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其中的真实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放在自1921年至今的这个100年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来看,上述这段话的全部内涵极不简单,非常厚重。

其中所包含的“发展”和“贫困”两个概念,在最近的这100年历史中,每一个都是一幅巨大的画卷。

奋力脱贫攻坚,生态追“清”逐“绿”,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韩坊镇农民在查看蜂箱。图片来源:新华社 李明水摄

现代世界的贫困和发展

先说贫困。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差别,古代的贫困和现代的贫困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社会普遍处在物质产品相对缺乏的状态,但仍然可以享受到各种“缺乏中的富足”;例如今天仍然可以见到的某些热带岛国社会,虽然缺乏各种现代生活设施,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仍有富余,居民的幸福感并不低。

但是现代的贫困,则是一个被人为建构的、与富裕生活互为因果的相对概念。正如一些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贫困”是历史上两次突变的结果,第一次因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发生,第二次则因第三世界的发展而发生。也就是说,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相同步还伴随着一个贫困的“现代化”。正如波兰尼所说,“贫困、政治经济以及对群体的发现都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1】

“现代贫困”的两次突变是有历史数据支持的。根据经济学家们的经济计算,在16世纪初期到18世纪末期的300年里,发生了欧洲的人均GDP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分流”;而更重要的是,自1820年至今的200年间,全球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减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中国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实际上是一个富裕社会,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这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在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冲击世界之前,中国在富裕程度上还大大高于欧洲。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访华时,除了兵器这一类物品,其他礼物与中国的同类物品相比都“黯然失色”【2】。

所以,当二战后的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突然“发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并将世界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两部分时,他们所发现的这个“第三世界”,并非仅仅因自身原因而没能实现西方的发达和富裕,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其实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实现发达和富裕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说白了,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废墟。出生于哥伦比亚的美国人类学教授阿图罗·埃斯科瓦尔在他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中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市场经济的扩展割裂了人们与社区之间业已建立的纽带,并且剥夺了千百万人民使用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权利之后,现代意义的大规模贫困才开始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系统性的贫困化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3】

认清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现代贫困的第二次突变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事实上,在1820年时已经成为了富裕国家那些国家,在200年后的今天更加富裕了,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差距更加扩大了。而讽刺的是,这个贫富分化进程,在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大行其道的这几十年里却一直加速进行。

1948年2月,联合国成立了坐落在智利圣地亚哥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集结了包括劳尔·普雷维什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内一个精英团队,开始提出一系列日后被称为拉美结构主义或拉美发展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其中心思想是应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外围”理论,将拉美经济作为“外围”的发展前景与欧美这个“中心”的经济活动连接起来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1949年普雷维什撰写了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和其主要问题》的著作,由于他还担任了联合国贸发委员会首届会议的主席,因此该书中的重要思想也影响了拉美以外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根据普氏的定义:“发展主义可以解释为相信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当前的发展步伐,并确信社会不均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逐步消除,重要的是发展。”而根据他的理解,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但是由于涉及到技术进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合理分布,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他说,“发展主义为了发展的目的而要求大量增加政府的开支……国家被当成了通过经济计划化和工业化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锋。”【4】

在当时,这看起来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方向,通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国家力量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无论快慢,总是可以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各种社会问题也总归是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的。

但是,事后看来,这个“普雷维什主义”显然是低估了“中心”国家对于“外围”国家的支配力量。一个超出发展主义理论之外的不可言说之理是: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是否应该发展以及如何发展,都是由前者的利益所决定的。

与拉美发展主义诞生的同时,源自于“中心”国家的另一个发展主义也出笼了。1949年1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关于“公平政策”的思想,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解决全球“欠发达地区”的问题。他说道:

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的生存环境近乎悲惨。他们面临食物短缺和疾病的侵袭。那些地方的经济生活还处于原始阶段。贫穷不仅让当地人民饱受折磨,也阻碍并威胁着那些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让人们摆脱贫困折磨的知识和技能……我相信我们掌握的科技知识应该惠及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主要靠科技知识而“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的方案,而且是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差异、直接面向全人类中的贫穷人口的“普世主义”救助计划,与源自于“外围”国家的发展主义并无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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